悄咪咪抢个14日首杀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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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3年，冬季。
柏林还没有摆脱战争的阴影。
人们走上大街小巷，男人们做苦力，女人孩子们乞讨，冰冷的墙角躺着奄奄一息的老人，圣诞节临近，却看不见任何一点耶稣仁慈的圣光。
街道上只放了一棵装饰简单的圣诞树，不知道是哪家店为了吸引客人放的。枝叶上裹了一条像从少女不要的旧裙子上裁下来的布条，挂了几颗廉价的彩球，在中间的树枝绑上一个小小的、丑陋的圣诞老人，树顶还有一个掉色的星星。
于是像敷衍圣诞老人惹得他生气似的，那位和蔼的老人不愿再让他的雪橇踏上这片土地。
我之前驻扎在奥斯曼的一个边境村庄，战争结束后，便回到德国，在军营中任一个不大不小的职位，政府宣告破产时，我还辗转在伊斯坦布尔，等待着一个卖烟的小姑娘找零，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对身旁的一个土耳其人说：“哈，战争结束了！”
“但我们的国家失败了！”
是的，我们的国家失败了。
我走在街上，寒冷的风从耳边匆匆掠过，夹杂着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声。
一些党人在热气腾腾的小酒馆里激昂地演说，不时还有玻璃被摔碎的声音。
几个醉汉推开破烂的门走出来，一股浓重的烈酒味钻入空气，他们跌跌撞撞地找着路，其中一个摔进路边乞讨的人中，翻了个身便呼呼大睡。
人们像避瘟神一样避开，一个男人上前来摸索他的口袋，找出几枚硬币，略有些窃喜地走开。
我从这些受难的人们旁快步走过，我感觉得到衣不蔽体的孩子看向我的期盼眼神，感觉得到被强奸的妇女看向我的怨恨眼神，感觉得到失去财产的男人看向我的悲哀眼神。
这太可怕了。
绕过这条街，有一家刚倒闭不久的银行，流浪汉睡在台阶上，不时有官员的汽车从这经过，扬起一阵灰尘。
在墙根处，坐着一个男人，他穿着干净整洁的军装，头发刻意打理过，军帽端正地放在右膝上，他安静地靠墙坐着，双手握成拳状，紧抿着唇，背挺得笔直。
这种人我在柏林见过不少，战争结束后的伤残士兵，多数无处可去，也无人照顾，政府没有钱财给他们，他们只能四处流浪、四处乞讨。
走近，才发现他没有左腿，我在全身的口袋里胡乱摸了一通，最后摸出仅有的三枚硬币，放进他的军帽里。
“谢谢你，圣诞快乐，朋友。”
我点点头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，他没有反应。
上帝，他看不见！
他不见我伸出的手，他看不见人们的苦难，看不见恶人的嘴脸，他只能听见，听见从漆黑的夜中传来的哀嚎。
我抓住他的手，紧紧地握住，对他说：“保佑你！”
“你也是”他说，“你是不是曾在奥斯曼服役？”
“是的。”我愣住了。
他笑起来：“1917年，格尼尔格·德伦。”
我记起来了。
1917年我还在奥斯曼时，有支军队曾路过那个边境村子，他们中的一个年轻士兵在圣米耶战役中腿部被炸伤，当时乔治·巴顿制造了一种新的武器——坦克。
军医替士兵截肢了，从此，战场上再也没有那名士兵的名字。
“我没有替我的国家赢得荣耀，反而还带了耻辱与债务回来。”格尼尔格又说，“后来在回柏林的途中，火车发生了爆炸，我的眼睛被烧伤。
“而当我回到柏林，我的妻子已经重嫁，我唯一的母亲已经去世，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死在战场上，用大理石为我竖了一块墓碑。
“没有人认识我，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也不认识，我会拉小提琴，所以一开始我在一家餐厅找了个拉小提琴的活，但马上那家餐厅就倒闭了，老板欠债逃去南美，服务员和厨师们瓜分了餐厅的东西，窗帘、厨具、食物，甚至那个有缺口的花瓶，但没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什么，谁会在乎一个残疾的、带了耻辱回来的士兵呢？
“再后来，我就和这些人一样，沿街乞讨，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。”
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再次从风中传来，我看见教堂的十字架慢慢被颠倒，在冬日的铅灰色太阳下散出渗人的光，无声冰冷地吻上我的右颊，我从光中看见诺亚方舟掀起的巨浪。
是的，我们的国家失败了，承担罪责的，却是我们的人民。
end.
